在党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相反，政治上却步步高升，从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央副主席。康生之所以能成为政治上的“不倒翁”，是与他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密不可分的。
1898年，康生，原名张宗可，诞生于山东诸城大台乡（现胶南市辖区）一个颇具文化底蕴的地主之家。在当地，这样的家庭被视为书香门第。五四运动之后，他先后更名为张叔平、张耘，直至1928年，他更名为赵容。1933年7月，他赴苏联后，才最终以康生之名行世。1917年夏日，康生自青岛礼贤中学毕业后，踏入诸城县立高等小学，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在诸城的这段时光里，他结识了江青，两人关系日益亲密。1924年7月，康生告别诸城，前往上海大学深造。
上海大学，作为一所由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途径建立，旨在培育革命干部的高等学府，于1925年初，即入学半年后，康生自述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关于他如何入党、介绍人是谁以及具体流程，至今仍存在诸多谜团。康生曾称，最初是通过陕西人王友直的介绍而入党，但王友直在延安时期否认了这一说法，坚称当时自己仅为共青团员，不可能介绍康生入党。康生后来又提到是李畔缓介绍其入党，但李畔缓对此予以否认。此外，康生还提及是通过他的表兄弟李宇超介绍入党，但李宇超对此也未明确表态。这些情况表明，康生在入党过程中的确存在不少疑点，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有不正当的入党动机。
1926年，康生担任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的书记一职。次年年初，他又被任命为沪东区委的书记。在此期间，他遵照江浙区委的指示，积极组织沪东区工人投身于上海工人第二次及第三次武装起义。康生所宣扬的，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自豪的荣耀，便是他参与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尽管在回忆文章中，康生有所自夸，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区之长，他参与此次起义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
1928年，康生晋升为江苏省委委员，并陆续担任闸北、沪中、沪西等区的区委书记，随后更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之职。按理说，党内职位的提升彰显了党对他的信任以及对责任的加重，但康生却将此视为在党内进行投机取巧的良机。自此，康生更名改姓为赵容，为谋求党内更高更重的权力，他开始了在党内施展阴谋诡计、运用权术和进行投机的生涯。
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于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会议既对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右倾路线进行了批判，亦对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剖析。共产国际指定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一职；然而，向忠发因文化水平有限、能力不足，并未具备担任中央领导所需的资格与水平。因此，在六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党中央的实际大权实际上落在了先期归国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手中。擅长钻营的康生对李立三极尽吹捧之能事，迎合其喜好；而李立三为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亦积极寻求支持，并极力争夺党中央所在地江苏省委的控制权。康生因对李立三的“左”倾立场表现出了极端的“忠诚”，在改组江苏省委的过程中立下“功勋”，因此很快在1930年二月被提升至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一职。
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此举使得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忽视了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坚持采取进攻大城市的策略，“会师长江，饮马武汉”，试图重走俄国由城市向农村发展的道路。这种错误策略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在立三“左”倾错误刚刚萌芽之际，周恩来便坚决反对，与李立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特地出国向共产国际汇报了这一状况。江苏省委候补委员、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以及其他多位各级党的领导人也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面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康生虽然心知肚明，却并未予以抵制和反对，反而选择了追随、拥护和支持。
九月，瞿秋白与周恩来受共产国际的委托，主持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对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过度乐观估计以及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错误策略进行了批判，此举标志着立三“左”倾路线的基本终结。随后，康生迅速调整立场，并在大会中成功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眼见李立三势力日衰，康生便重新权衡了投靠的目标，将政治生涯如日中天的王明视为最佳选择。王明于1925年远赴莫斯科，在中山大学深造。期间，得益于副校长米夫的赏识，他的地位节节攀升。
王明自1929年归国以来，一面积极投身于国内的革命斗争，以积累政治声望，一面暗中图谋夺取中央的领导权。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如期召开。与会代表共37人，其中王明等数人并非中央委员，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会议的正当性存疑。会议由米夫一手包办，他事先已准备好一份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并提交会议进行表决。尽管众多代表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包括中央组织部长罗章龙以及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在内的数人愤然离场，但在米夫的力挺下，四中全会依然选举了并非中央委员的王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尽管总书记的职位仍由向忠发担任，但中央的实际权力已悄然落入王明之手。
出席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康生，见证了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顺利登台的全过程，随即向这位背景深厚、权势在握的王明靠拢。这对于当时孤立无援、正处于困境中的王明而言，无疑是一股强大的助力。作为回报，王明迅速提拔康生，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部长。
在1931年至1935年这四年间，中央的实际权力始终掌控于王明之手。在这期间，康生逐步攀升至中央领导层的位置，成为王明的副手和助力。即便王明的路线宣告终结，康生的权力依然持续了数年之久。康生曾对自己那段所谓的“辉煌”过往，撰写了大量的文字，夸耀自己在王明路线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时局的变迁，进入40年代后，康生的态度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要么对王明进行愤怒的指责和辱骂，要么对此事避而不谈，直至生命的终结，他也未曾明确解释这段历史。
在王明的领导下，康生在四年间相继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与职工部部长的重要职务。1933年7月，面对国内严峻的白区形势，康生携夫人曹轶欧及妻妹苏梅，毅然离开上海，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在莫斯科，康生对米夫、王明竭尽巴结吹捧之能事，因而更加深得他们的青睐，不久便被提拔为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得力助手。能与王明并肩办公，康生感到无比荣光，表现出了极度的依附性。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康生不遗余力地宣扬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1934年1月，尽管康生未出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但仍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不遗余力地鼓吹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是绝对正确的，而对于那些在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时力不从心或持有疑虑的人，则不加区分地定性为反对国际路线，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的重要会议，终结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并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方针，确立了他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然而，当康生同志获知遵义会议的消息后，并未表现出应有的支持，反而流露出轻蔑与反感的情绪。他利用手中权力，对在苏联的党员严格封锁遵义会议的详情，并加紧了对王明的过分赞誉与推崇，意图以此来对抗遵义会议的决策。此外，他还联合国际列宁学院与东方劳动大学中的部分中国留学生，联名致信共产国际，强烈要求批准王明同志担任中央总书记的职位。
11月15日，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与此同时，康生还指示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部举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突出宣传王明路线的“正确”，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36年3月，康生在向一位回国的同志介绍王明时说：“王明同志，即陈绍禹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7月1日，联共中央为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举行庆祝宴会。会上，康生举杯表示“祝王明同志健康”，并领头高喊“王明同志万岁！”
1937年岁末，王明与康生自莫斯科启程归国。康生留驻延安，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一职，而王明则前往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担任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提出了“一切均应通过统一战线，一切均应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与此同时，康生在延安中央党校发表报告，积极宣扬王明的投降主义言论。
康生回国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内、党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调子受到许多人的质疑。毛泽东此时的威信已远远超过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共产国际转而认可了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地位。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撤消了王明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在会上，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依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情况，应当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王明及其他同志应停止争论。”六中全会之后，尽管张闻天仍名义上是中央总书记，但实际上党内最高领导权已移交至毛泽东手中，所有重大决策均由他作出，张闻天主要负责宣传、教育和理论方面的工作。
敏锐捕捉政治潮流的康生，逐渐意识到继续追随王明已不再可行，于是果断转向，转而支持毛泽东。当王明势力衰退之际，康生便编造伪证，将自己塑造成反王明的“勇士”。对于康生的这些行径，知情者无不感到震惊，即便王明得知后，也对其行径予以严厉指责。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彼得·优拉第米洛夫在其《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对康生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表示强烈不满。在莫斯科，康生曾是王明的部下，他竭力讨好王明，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所有有影响力的人物”，“在那个时期，康生在每一次会议上，总是率先起身，热烈鼓掌，狂热地高呼‘王明万岁’！”
1941年9月，整风运动拉开序幕，康生再度显现其政治“变色龙”的真面目。至年底，在西北局的一次干部集会上，康生慷慨陈词，宣称自己在莫斯科时期便是对抗王明路线的先锋，与王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王明则一直对他进行压制、打击和排挤。在延安的整风过程中，康生并未进行自我检查，也未遭受任何批判，便轻易塑造了自己始终如一反对王明的“英雄”形象，同时赢得了中央和毛泽东的信赖。随后，他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主任由毛泽东亲自兼任），从而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并借此机会大举整肃他人。
在整风运动期间，康生在延安推行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行动，由此引发了大量冤假错案。一时间，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涌现出无数被冠以“特务”、“汉奸”、“叛徒”等标签的“坏人”。到了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攻占延安，那些被康生所谓“钦定”为“内奸”和“特务”的人员，包括王实味在内，均遭受了秘密的杀害。
在延安时期，康生主导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激起了众多干部的激烈反感，导致中央对其职务进行了相应调整。自1945年七大召开之后，康生虽依然保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位，但他的中央社会部部长以及情报部部长之职已被剥夺，他的影响力因而大幅减弱。不久，他被派遣参与土地改革工作。此后长达十年，康生远离了党中央的核心机构。
1949年6月，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在望，山东分局书记康生却突然以“病”为由隐退。这一“病”态，颇让人感到困惑。两个月前，康生还满怀热情地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然而，会议落幕，他即刻返回山东后便以“病”为由请假。康生“病”中，仍能挥毫泼墨，泼墨挥毫，尤其与妻妹苏梅频繁往还，却与妻子曹轶欧争执不断。然而，每当有人前来探望，他总是装作昏迷不醒、沉默不语、不识熟人。康生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漫长的“养病”期，从那年起，他先后在青岛、杭州、北京等地休养，一住就是六年有余。直至1955年，随着高饶联盟被粉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康生才宣告“病”愈，重返政治舞台。
多年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病”根。实际上，康生这次的“病”实质为“政治思想病”，根源在于他在同饶漱石夺取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所致。1948年初，康生调任华东局副书记，做了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副手。这令康生无法容忍。康、饶两人虽为上海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人党，但因两人都是热衷于权欲且政治上野心很大的人物，可谓针尖对麦芒。康生自认为他比饶漱石资格老，当自己任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兼第三国际执委时，饶漱石还是自己的部下，在巴黎办《救国时报》。康生早在六届五中全会时就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又被任命为书记处书记；而饶漱石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论资排辈，让康生充当饶漱石的副手，康生满肚子不服气而饶漱石也是权欲熏心之人，为了争到新四军时期的华中局书记一职，曾对陈毅百般诬告、排挤，岂肯轻易让位于康生？饶为了保住自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位，企图把康生捆在山东赶出华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华东局随军迁往上海，第一书记一职仍由饶漱石担任；山东设立分局，任命康生为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及党委书记。康生自视为此次斗争的落败者，于是情绪低落，辞去了职务。
康生的“病”不仅仅在于此，他怀疑中央对他政治上不信任。饶漱石于1950年7月22日拍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道：“我与陈毅同志在六月华东局扩大会议闭幕之后，便急忙前往杭州探望康生的病情。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诉说：‘我在工作中或许有过失，但绝无背叛祖国、沦为间谍之嫌，现在党对我产生疑虑，我实在是想不出任何原因。’今日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我在他那里逗留了整整一小时。康生同志再次恳请我向主席转达他的心迹，强调他绝非特务奸细，并请组织予以明察。”从这封电报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康生当时的焦虑不安，他深恐中央会借机追究他过往的不光彩过往，因此特地通过饶漱石向中央进行辩解。
1954年，高饶问题的暴露之后，康生坦率地表示，他的“病根”得以发现，即随着高饶问题的解决，他的“病根”已被拔除。1956年伊始，历经长达六年的“蛰伏”，康生突然重归公众视野。
当时，他洞察到党中央将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中进行重要的人事调整，这无疑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良机。然而，在八届一中全会后，康生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落在陈伯达之后，相较于原来的政治局正式委员，他的地位有所下降，这无疑给康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然而，为了东山再起，重新赢得最高领导者的青睐，他选择隐忍不发，静待时机。
在八大召开之际，康生听闻毛泽东有意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理论研究中，力求塑造自身为“理论权威”的形象，以便更亲近毛泽东。他得知毛泽东提议恢复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亲自推动省委书记们阅读与研究，便将办公室设于该研究室。尽管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并无官方职务，康生却频繁出入，而主任陈伯达却鲜少露面。八大闭幕仅两个月后，即11月，康生便开始着手理论工作。1957年3月15日，他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副主任，并开始参与《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编纂工作。此外，他还提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下设“理论小组”，并自任组长。同年下半年，康生又兼管中央党校事务。至此，康生在理论工作领域掌握了领导权。
康生主管理论工作，却从开端便背弃了八大精神，违背了“抵制个人崇拜”的原则，过分渲染毛泽东的个人形象。他所追求的并非纯粹的理论研究，而是将理论视为攀登权力高峰的阶梯，借此跃升到更高级别的地位。
1958年夏日，康生于北京音乐堂向政治教师发表演讲，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乃马列主义的巅峰”的观点。次年12月2日，在军事科学院及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康生进一步阐述，在众多兄弟党派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推进，“最为显著、最为突出、最为全面”的当属毛泽东同志。他亦强调，“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实为“不当、不科学，甚至错误”，因其并非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阶级视角来剖析阶级、政党、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关系。1960年1月4日，康生向中央党校的负责同志传达指示，称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最终的标准”。我怀疑林彪后来提出的“顶峰”概念，正是受到了康生的启发。
早在1957年4月，康生就曾打着“拥护”、“紧跟”的幌子，通过他的妻子曹轶欧，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到康生“发明”了“最高最后标准”之后，他又强令中央党校要从“最高最后标准”的“高度”来检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规定学员的学习“必须先学毛著，后学马列著作”，说什么这叫“先人为主”。甚至提出学习马列著作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谁若对此略表怀疑和反对，那就成了大逆不道。例如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在《资本论》问世的时候，还没有毛泽东思想，学习《资本论》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的疑问，就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往死里整。
康生所采用的策略可谓“成效显著”。自他复出直至病逝，历时整整20载，即便遭遇了诸多非议与抵制，他依旧安然无恙，且官职不断攀升。
1958年，康生根据毛泽东对周恩来等“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大肆鼓吹“大跃进”。1959年7月和8月的庐山会议，康生不仅在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进行批评，使纠“左”转为反右，而且在会后积极地作反右倾报告。1962年，康生又制造出“《刘志丹》奇案”，致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等遭受迫害。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得到进一步的上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硝烟弥漫之际，康生却显得异常兴奋，仿佛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率先将批判的锋芒直指中央各领导机构：“过去，中央各部普遍存在一个问题，虽然口头上高呼拥护毛主席，但实际上却对毛主席的思想和谈话进行封锁”，“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等机构共同的特点是，从不提倡学习主席的著作，他们的思维中充斥着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的著作并非经典之作”。鉴于中央各部普遍存在弊端，康生提出，“总体方针应是‘斗批走’或‘斗批散’”，意即原来中央各部无一例外，都应予以“撤销”。撤销后，每个部门仅保留少数人员，其余则被下放。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有的部门甚至经历了一次“全面清洗”，如同他在土地改革中对地主的处理，将所有人驱逐出门。
与此同时，康生力主将“文化大革命”转变为一场“整风运动”。他认为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存在共通之处，即“过往的领导人皆为坏人，无一例外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并且他们“长期篡夺了这些部门的权力”。以中央党校为例，“历任校长无一例外都是劣迹斑斑”，因此亟需开展一场“揪出叛徒”、“整顿干部”的全面运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的所谓“揪叛徒”之风，实乃康生一手策划和推动的。
1967年1月，随着“上海公社”在上海的成立，中国各地迅速涌起了一场波涛汹涌的夺权运动，康生亲自领导了部分部门的夺权斗争。1月15日，应康生之命，中央党校的一批追随者篡夺了该校的领导权；山东籍的打手王效禹则接连夺取了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党政大权；进入3月，康生与江青、王力等合谋，支持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夺取了四川省的控制权。除此之外，康生还直接干预了山西、贵州、宁夏、黑龙江以及诸多其他省市的夺权行动。在整个夺权过程中，康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情绪。
在“文革”期间，康生的所作所为使其权力不断膨胀，政治地位亦随之稳步攀升。1966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次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更是荣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1971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不仅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更是一举成为中央副主席，从而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