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末尔是土耳其历史上最敢于大刀阔斧改革的人，他虽出身阿尔巴尼亚血统，但后来却成了土耳其的民族英雄，被誉为国父。
虽然他去世已经好几十年了，但他的身影还是像鬼魂一样在伊斯坦布尔飘荡，给每一个掌权的人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时候，为了让国家更贴近现代生活，凯末尔制定了一条规矩：
土耳其人把传统的费兹帽都换成了新颖的西方礼帽，这种做法被人们叫做“帽子革命”。
说它真的是一场革命一点不假，因为那种老式帽子在土耳其社会里已经深深扎根，简直就是伊斯兰-奥斯曼帝国的标志了。
凯末尔想用这招来触动土耳其人的心弦，让他们明白，老一套的规矩和想法已经过时，新规矩和新思维是大势所趋。
当有人提出反对时，不论是贵族还是老百姓，凯末尔都毫不留情，直接用绞刑来对付那些反对他的人。
这么说来，凯末尔发动的革命影响真的很大，他的决心也是超强！
那么，凯末尔到底是要推翻谁的统治呢？他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实现革命大计的呢？
世俗化改革兴起的原因：伊斯兰政权面临严重危机
凯末尔面临的挑战，是来自那些历史悠久、势力庞大的“大树”，也就是统治了好几世纪的伊斯兰教垄断势力。
现代土耳其是由奥斯曼帝国演变而来的。奥斯曼帝国是个有着光辉历史的老牌封建大帝国，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伊斯兰文化浓厚，全国超过98%的人都信奉伊斯兰教。
早在700多年前，住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人们，在阿拉伯帝国管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了。
所以，在奥斯曼帝国刚开始建立的时候，统治者们就故意向他们推广和灌输伊斯兰教，想用这种宗教手段来加强和保持他们的权力。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衰落，始终和守护伊斯兰教紧密相连。在它长达六百年的统治岁月里，伊斯兰教已经深深扎根在老百姓的心里，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奥斯曼帝国的顶层管理里，伊斯兰教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他们的老大，既是苏丹又是哈里发，两个大官儿都是一个人当的。
他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凡间头领，还是《古兰经》里说的万物之主“安拉”在人间的代表，被大家称为所有穆斯林的心灵向导。
但从16世纪晚期以后，曾经非常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走下坡路，慢慢衰落，而它一直以来遵循的伊斯兰统治也开始碰到大麻烦。
这主要是因为西欧发现了新航线和资本主义开始兴起，但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奥斯曼帝国内部的统治阶层。他们的腐烂和衰败导致了国内老百姓在伊斯兰信仰上出现了动摇。
在帝国快不行的时候，奥斯曼的掌权者也想过通过改革来挽救国家，可没想到这样做反而带来了新的大问题。
这些内部问题和外部威胁导致的合法性困境，在一战时期终于全面爆发了出来。
从那以后，凯末尔带头的民族解放斗争，为土耳其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章。
不是土耳其民族的“创始人”或“建立者”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在三种统治方式里，有一种是靠个人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于某个有英雄气概、出色品质和奉献精神的人。大家觉得他能够带着大家走向美好，所以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领导。
很明显，凯末尔是个特别有吸引力的领导人物。
凯末尔其实有阿尔巴尼亚族的血统，并不是地道的土耳其人，但他靠着自己非凡的个人魅力，赢得了一大批又一大批的死忠粉丝。
凯末尔之所以拥有强大的个人魅力和崇高的威望，是因为他长时间带领土耳其人民与国内外的反动力量进行抗争。
一开始，他在军事方面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本事。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凯末尔指挥奥斯曼军队在加里波利战役中奋力保卫达达尼尔海峡，这次战斗成为了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唯一赢得的一次胜利。
这次成功让凯末尔一下子变成了大家心目中的民族大英雄。
后来，凯末尔带着军队成功打退了希腊人的进攻，并且跟那个又腐败又没能力的苏丹政府翻了脸。他在安卡拉建起了大国民议会政府，最终真正赢得了土耳其民族的解放，建起了土耳其共和国。
大家也叫他“阿塔图克”，用土耳其语说就是土耳其的老爸。
从1923年土耳其建国开始，一直到他1938年去世，凯末尔都担任着土耳其的总统，他是土耳其现代历史上最让人敬仰的人物。
说到凯末尔的个人本事，有本土耳其记者写的书里，把他和青年土耳其党的头头恩维尔做了个挺到位的对比。
恩维尔是个胆大的人，穆斯塔法·基马尔呢，他眼光独到……要是1914年陆军大臣换成穆斯塔法·基马尔，那他肯定不会让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要是1922年进伊兹密尔的是恩维尔，那他肯定会趁机转身，一口气冲进叙利亚和伊拉克，结果把之前到手的一切都赔进去。
在土耳其还没成为国家前，凯末尔主要靠军事才能出名，但国家建立后，他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成功推动了各项改革。
它把那些假借伊斯兰教名义的“爱国者”清除掉，让土耳其从一个落后的、由神权统治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政治和宗教完全分开的现代民族国家。
这两者关系很紧密，要是没有在领导民族解放战争时树立起来的极高个人威望和吸引力，那就不可能在伊斯兰教影响深远的土耳其，实施这么彻底的世俗化改革。
全面的去文化改革：那些想抹去自己国家文化的人
土耳其独立以后，表面上看，它已经迈进了世俗社会的大门。但要想让改革真正深入到土耳其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依照“文明国家的通常做法”来全面重塑社会，改革的路程其实才刚刚开始。
要实现这个目标，光靠调整基本的政治体制可不行，得对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来个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让整个社会往世俗化、现代化的路上走，凯末尔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长时间以来，土耳其都是按照伊斯兰教的法律——沙里亚法来行事的，这种法律主要是根据《古兰经》来制定的。
国家里的民事和刑事案子，全都按照这个规矩，由宗教法庭来裁决。
虽然19世纪时奥斯曼帝国进行了改革，引入了欧洲式的法庭，但他们并没有取消宗教法院。这样一来，两种法院同时存在，让司法变得一团糟，大大动摇了国家的政治稳定。
很明显，要想保住政治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就得继续推进司法改革。
1924年3月份，土耳其政府把宗教基金事务部给取消了，扔掉了宗教法和宗教法院，并让国民议会掌握了立法的大权。
后来，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出台了，可因为种种压力，他们只好在宪法里加上了“伊斯兰教是土耳其的国家宗教”这一句。
但在1928年，凯末尔又露出了他锋利的一面，干脆把那条规定给取消了，还说要“对付那些热爱本国文化的人”，甚至要把所有支持伊斯兰教的老百姓都杀掉。
不过得说一下，虽然司法改革让土耳其人感到惊慌和不信，但整个过程还算顺畅，这多半是因为政治改革进行得顺利，给它打了个好基础。
凯末尔凭借自己极高的声望和强大的国家权力，成功实施了这项在伊斯兰教国家看来难以想象的改革。
参考信息：
Aynur Uluatam Sumer and Ilknur Boray say that Atatürk's reforms gave Turkish women more power.
给发展中国家树立榜样，美国阿塔图尔克协会（ASA），2013年4月20日。
Sirin Tekeli. How the New Feminist Movement Started in Turkey, as featured in a book edited by Drude Dahlerup called
1986年，新女性运动兴起。
Nermin Abadan-Unat wrote a book called Women in Turkish Society, which was published by E.J. BRILL in Leiden in 1981.
Bulent Gokay写了篇关于阿塔图尔克的文章，标题是《金罗斯论阿塔图尔克：一则笔记》，发表在《中东研究》第27卷第4期（1991年10月）。
Bernard Lewis wrote a book calle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in 1968. It was published in London, Oxford, and New York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