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汉江北岸依旧冷风直灌。志愿军司令部在一座半塌的朝鲜民房里开了一次简短却分量奇重的嘉奖会。彭德怀把一张已经蹭了泥点的嘉奖令递给第50军军长曾泽生，粗声道：“50军打得好！”周围战士“哗”地鼓掌。掌声刚落，曾泽生低头，憋了半晌，冒出一句：“我们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了。”屋里瞬间安静。彭老总眉头一皱：“这是什么话？往后别这么说。”
一句“这是什么话”，其实砸中了曾泽生多年压在胸口的石块。若要明白那石块从何而来，得把时间拨回到1920年代的滇省。1902年出生的曾泽生，从机枪军士队到云南讲武学堂，再到黄埔一期生，他的履历在同龄人里算是“顶配”。可惜军阀混战、派系倾轧，聪明人也难免四处碰壁。曾泽生受不了军中那股子互相提防的浑味，干脆辞职跑去上海当工人，这是他第一次与旧体制说“不”。
龙云上台后，滇军扩编，急需懂行的军官。人情世故摆在那里，曾泽生回昆明，先是候补生队副队长，旋即当上团长、旅长，兵权在握，风头正劲。然而好景不过几年。蒋介石看滇军是杂牌，既防又用，嘴上说抗战，心里打算盘。滇军撑死就是“战略预备队”，轮不到分蛋糕。曾泽生心里清楚，但人在局中，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1946年，蒋介石将60军军长帽子扣到曾泽生头上，表面抬举，实际上是把他连军带人一股脑儿塞进东北战场。当时杜聿明指挥，嫡系多，杂牌少，补给先顾自己。60军被拆得零零散散，三个师分拨出去当前哨，炮兵、工兵都没捞着。结果184师在四平一战折损惨重，血流一地，求援无线电里喊破嗓子也没人理。那一刻，曾泽生心里那口闷气彻底压不住。
1948年秋，60军在长春被围，粮弹见底，旧军官、年轻兵都开始嘀咕：再这么干下去，弟兄们成了炮灰。曾泽生夜里踱步，屋里蜡烛跳得厉害，有人劝他：“军长，要不另寻活路？”他没吭声。17日凌晨，184师打响了起义第一枪，长春城墙洞开。半个月后，60军全体改旗易帜，番号暂存，军心却焕然一新。
1949年2月，第50军在河北正定正式成立，曾泽生兼任军长。对他来说，这不只是换块臂章那么简单。过去那顶“杂牌军长”帽子扔了，可落在心里的阴影没那么快散去。于是，他带兵训练格外狠：掷手榴弹要求一声口令，全排同时出臂；山地行军步速必须统一；老兵不准摆资格。有人说军长要立功，有人说军长心里虚，这些声音他听见，却一句不回。
朝鲜战争爆发后，第50军被列为第二批入朝部队。1950年10月，部队夜渡鸭绿江，踩着浮冰过河。志愿军装备落后，50军更是轻装，但官兵憋着劲。第四次战役韩美联军南推，彭总让50军死守汉江南岸四十公里阵地。曾泽生没豪言壮语，只把地图摊开，挨个团长盯：“这里丢不得。”战壕一铲铲挖，机枪火力点一处处布，整整十一天，50军与敌人短兵相接，多次肉搏，最终毙伤敌万余，粉碎了美军“跳板”计划，守住了志愿军机动空间。
胜利电报飞到司令部，彭德怀挂电台：“50军打得好。”战后嘉奖会才出现开头那一幕。“我们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了”，就是多年压抑的一声叹息。彭老总不让说，他明白旧伤口得用新荣誉来抹平，而不是时时提醒。那晚散会后，彭德怀拍着曾泽生肩膀：“以后别分你我，都是人民军队。”曾泽生沉声应：“听司令的。”
1951年8月，曾泽生随归国休整将领进京。毛主席接见时，先问：“汉江那一仗，伤亡大不大？”曾泽生答：“损失不小，但阵地在。”主席点点头：“打得好。”短短四字，却重若千钧。他心里那块石头，终于彻底落下。
1955年9月，北京怀仁堂授衔。曾泽生胸前挂上中将星，他的名字与徐海东、王近山等老红军并列，引发不少议论。有同志悄声道：“起义将领能当上中将，不简单啊。”军装袖口闪着银光，曾泽生没多说，只是把帽檐压低。对他来说，这颗星不仅是个人荣誉，更是第50军三万弟兄用血换来的肯定。
此后十余年，他在成都军区担任副司令，专盯部队训练与边防工事。人到晚年，常有人提起当年那句“抬起头来了”。他摆手：“那话不值一提，重要的是，后来再没人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