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香港，胜利的空气终于可以自由呼吸。在日军向我东江纵队投降的仪式上，现场庄严肃穆，却被一声惊呼打破了。一名日军军官死死地盯着我方的一位翻译，满脸的不可思议，他颤抖着声音问道：“你……你不是铃木三郎吗？”
这一嗓子，让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位年轻的翻译身上。铃木三郎？一个日本名字，怎么会出现在代表胜利一方的队伍里？这背后藏着的故事，远比投降仪式本身更加曲折和惊心动魄。
故事要从1938年说起。那年，日军为了切断中国的海外补给线，悍然登陆广东大亚湾，广州很快失守。战火迅速蔓延到了陈敏学的家乡——深圳。日本侵略者为了实施所谓的“奴化教育”，强迫当地的孩子学习日语，妄图从精神上奴役下一代。年仅10岁的陈敏学，就这样被刺刀逼进了日语学校。
他恨日本人，恨之入骨。侵略者让他失去了亲爱的弟弟、三岁的妹妹，还有舅舅。这份血海深仇，他一天也不敢忘。然而，他却展现出了惊人的语言天赋，不到三年，就成了班上唯一能流利使用日语交流的学生。这份“聪明”让他被日军看中，成了他们身边的“小翻译”，还被安上了一个他们叫着顺口的日本名字——铃木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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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亲们的眼里，这个叫着日本名字、跟在敌人身边的孩子，无疑是个“小汉奸”，背地里的白眼和唾骂可想而知。陈敏学默默承受着这一切，他知道，只有活下去，才有报仇的机会。他表面上对日军言听计从，内心深处的反抗火焰却越烧越旺。机会终于在1943年到来，13岁的陈敏学遇到了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
游击队员看中了他绝佳的记忆力和“翻译官”这层绝佳的掩护身份，希望他能成为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枚钉子。陈敏学没有丝毫犹豫，欣然答应。从此，他开始了白天是“铃木三郎”，晚上是情报员的双面人生。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潜入敌营，将日军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等关键情报，悄悄传递给游击队。
靠着这些宝贵的情报，东江纵队多次设伏成功，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付出了惨痛代价。接二连三的失败让日军起了疑心，开始内部彻查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陈敏学也曾被叫去审问，但他面对盘问面不改色，坚决不认，日本人抓不到任何证据，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看着敌人气急败坏的样子，陈敏学心里别提多痛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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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危险无处不在。有一次，他换上便衣准备去送情报，不巧撞上了一支日军巡逻小队。他当场被抓，听着那几个日本兵商量着要不要一刀把他砍了，陈敏学吓出了一身冷汗。就在冰冷的刀刃架上脖子的瞬间，他急中生智，大吼一声：“我是司令部的翻译官，正在执行任务，你们耽误了事，看怎么向上级交代！”
这声呵斥把几个日本兵给唬住了，他们面面相觑，不敢再造次。小队长盘问核实后，最终还是把他给放了。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让陈敏学变得更加谨慎，但他并没有退缩，继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为游击队传递着一份份决定生死的情报。
在日本投降前夕，陈敏学接到了最艰巨的一次任务：摸清一个小镇里日军的全部火力分布、暗堡位置和部队编制。他刚进镇子，就被带进了审讯室。在那里，他看到了五个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同胞。原来，日军从未真正打消对他的怀疑，这次是想让他们六个人相互指认。在这种高压下，说错一句话就是万劫不复。但陈敏学临危不乱，凭借自己的智慧成功洗脱了嫌疑，还巧妙地掩护了那几位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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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他在镇里发现一个细节：日军竟然在深夜开饭。在节节败退的当时，这种反常举动只说明一件事——第二天必有大的军事行动。陈敏学立刻将情报送出，游击队连夜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埋下地雷，设好埋伏。天亮之后，日军的图谋再次被彻底粉碎。
时间终于回到了1945年的投降仪式上。当那名日本军官发出那声惊呼时，陈敏学站在他面前，身姿笔挺。他不再是那个忍辱负重的“铃木三郎”，而是代表胜利一方的中国军人。他用标准的日语，义正言辞地宣告：“我不叫铃木三郎，我是东江纵队的一名战士，我叫陈敏学！”
听到这句话，所有投降的日军官兵都愣住了，他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一直跟在他们身边，看似温顺听话的“小翻译”，竟然是他们恨之入骨的游击队战士。那一刻，写在他们脸上的，是比战败更加彻底的震惊和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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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陈敏学身上还发生了一件趣事。他一直以为自己参加了游击队就是一名党员，并始终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直到后来才知道，入党是需要正式申请批准的。1988年，陈敏学终于得偿所愿，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还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成了他一生最珍视的宝贝。
晚年的陈敏学，并没有选择安逸度日，而是作为一名抗战老兵，奔走于学校和社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下一代讲述那段烽火岁月。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的心永远和祖国紧紧相连。他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一个为了国家和民族，甘愿在黑暗中潜行的无名英雄。